1987年大年初三，韦杰将军躺在301医院的病房里，痛苦地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身为军医的女儿，韦娜莎紧紧守在父亲的床前，目光不曾离开片刻。得知父亲病重的消息，另一位同样是军医的女儿韦燕燕，便从千里之外赶到医院，焦急地赶来陪伴。

初四那天，韦杰的妻子郭毅也终于来到了医院探望丈夫。郭毅原本一直守在家中，但由于感冒担心会传染给其他人，未曾提前来医院。虽然平日里，郭毅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自从得知韦杰病重，她始终没有在公众场合展现过任何悲伤。然而，看到丈夫此时虚弱的模样，她的情绪明显波动，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当天下午，曾与韦杰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林祥，携妻子来到医院探望。此时，韦杰已无力言语，只能勉强抬起手微微招呼，但眼中依然透着一股不屈的力量。即便在弥留之际，他依然时而清醒，时而昏迷。73岁的韦杰，似乎在和病魔做着最后的较量。通过那深沉的目光，妻子郭毅似乎明白，韦杰心中仍有一桩未了的心事，萦绕在心头。

回忆起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次重大失利，韦杰总觉得那场失败自己没有完全总结清楚。尤其是1953年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志愿军第三兵团60军180师在撤退过程中，因种种原因被敌军包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时任60军军长的韦杰，始终未能解开这段历史带来的内心负担。郭毅后来说：“每当我想起他临终前的眼神，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他真想把那段历史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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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韦杰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一直想要对180师的失败经验做一个系统总结。他的心愿未能如愿实现，病重后，他仍坚持修改一份关于战争的总结报告，却未能完成。

几天后，韦杰去世了。深陷痛苦中的郭毅，拿起笔写下了一份报告，递交给有关上级单位和军事学院。报告中写道：

“韦杰同志晚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够对60军在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180师所遭受损失的原因，做一次准确的回顾。他认为，这对于我军在未来作战指导中具有重要意义。直至病重时，他几次修改这份稿子，尚未寄出，就离开了我们。根据韦杰同志生前的嘱托，现将这份稿子寄出，供研究参考。”

这份“稿子”就是韦杰在生前病重时亲自撰写的《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第一八〇师遭受重大损失原因的回顾》材料。当各单位收到这份材料后，纷纷表示这对研究朝鲜战争具有极高的价值。只有郭毅知道，这背后凝聚了韦杰36年的隐忍与思索。

事实上，韦杰的家人一直未曾真正了解180师的惨败。直到孩子们长大后，才从社会上流传的消息中得知，父亲与180师的失利密切相关。许多谣言在外界流传：有的说180师被敌人“全歼”，彭德怀听闻后勃然大怒，甚至要枪毙韦杰，最后因他是少数民族干部才免于一死；还有的说，韦杰在抗美援朝归国时，唯一未能获得金日成授予的“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只因180师的失利，他的勋章被降级。

1998年1月17日，成都的一家报纸发布了一篇题为《一八〇师，志愿军战俘吞下的最大苦果》的文章，报道称彭德怀得知180师损失惨重后，大怒，指示“把姓韦的给我抓回来！”文章一出，报纸即脱销。韦杰的家人看到这篇报道后，感到愤怒不已，立刻通过正常渠道查明真相。原来，这篇文章是从一本新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中拼凑出来的，而文章中的“把姓韦的给我抓回来”并没有出现在原书中。出版社为了吸引眼球，故意加上了这一段。

为了挽回名誉，相关部门介入处理，报社刊登了大量内容，公开道歉，并发表了韦杰的回忆录部分章节，配上他穿着军装的照片。那篇道歉声明出现在了当天的报纸上。

至于郭毅，她从来没有详细了解过180师的失败。她一直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也没有想过韦杰应该为此承担什么责任。韦杰在住院时，郭毅曾经问过他：“如果有什么委屈，尽管说出来，你这么多年为革命辛苦，难道还不相信组织吗？”韦杰只是苦笑：“就算有点委屈又能如何呢？那么多官兵没能回来，牺牲了，成为俘虏，受了多少罪呀……”

尽管内心有着无法言说的愤懑，但他不愿多说这些，他相信党组织会做出公正的判断。

然而，韦杰始终感到，自己有责任为180师的失败做出总结，他坚信，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对未来的战争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韦杰曾告诉孩子们：“朝鲜战争是我们军队首次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面对现代化武器的外国侵略者进行的较量，这其中的教训尤为宝贵，值得我们深刻总结。”他强调：“这些教训对于我们在现代化条件下打胜反侵略战争至关重要。”

在决定开始写回忆录时，韦杰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糟糕。幸运的是，他的秘书江克均在旁协助。江克均是1985年刚从军事学院指挥系毕业，分配到成都军区秘书三处的年轻军官。

每天早晨，韦杰会在医生查房后，开始口述回忆录，江克均则负责记录。韦杰讲得很慢，且每一句话都显得异常吃力——显然，他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录音带里，可以听到他不断的剧烈咳嗽声。韦杰口述了整整一个星期。

江克均回忆道：“首长的记忆力惊人，思路非常清晰。每个干部的名字，发生的时间、地点，某次会议的内容，他都记得一清二楚。”韦杰的心中，已经构思了这份材料36年。

一些老战友曾为韦杰鸣不平，认为责任不应仅仅由他一人承担。“不能只让韦将军、郑其贵（时任180师师长）负责。”然而，韦杰始终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他相信组织会做出公正处理。

韦杰抱病坚持写作的原因，正是因为他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战中，看到了我军作战中存在的问题。当时，来自广州军区的一个军在撤退时，由于指挥失误，导致一个步兵分队遭到敌军伏击，损失惨重。韦杰心痛不已，他无法忍受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

为了确保身体能撑得住，秘书江克均每小时就会带韦杰散步，活动一下身体。散步时，韦杰常常和哨兵闲聊，调侃道：“小鬼，你看我像不像坏人？”哨兵不禁笑了，没想到这位大军区副司令员、身着中将军衔的将军，竟然如此亲切随和。

尽管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韦杰还是坚持将自己的回忆录完成，为全军呈现了一份宝贵的作战经验总结。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未来的战争中，我们的部队能够避免曾经的错误，走得更远、更稳。

发布于：天津市